避(bì)肺(fèi)发生了什么?

　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，莫言的名字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着赞誉与谩骂交织的奇异光谱。这位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，本应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象征，却在互联网时代沦为舆论的“风暴眼”。当“抨击莫言”成为一种网络现象级话题时，我们或许更应追问：这场裹挟着文学、政治与民族情绪的争议，究竟在撕裂什么，又在呼唤什么？

　　莫言的文学世界始终游走在虚实交织的边界。《红高粱家族》里浸透鲜血的乡土，《檀香刑》中凌迟酷刑的诗意描摹，《蛙》里子宫与政治的交缠撕扯，这些被诟病为“嗜丑”“猎奇”的笔触，本质上是对集体记忆的另类打捞。当批评者指责他“用粪便涂抹历史”时，往往忽略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载体的根本使命——不是为历史化妆，而是替沉默者发声。

　　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此遭遇了文化语境的错位。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能被拉美民众视为民族史诗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却成了“抹黑中国”的罪证。这种反差暴露出一个深层悖论：当文学试图以夸张变形的方式触摸历史褶皱时，总有人执着于用非黑即白的标尺丈量艺术真实。正如普鲁斯特所言，“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风景，而在于拥有新眼光”，但莫言的“新眼光”显然触碰了某些群体对历史叙事的洁癖。

　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将莫言定义为“诗人与暴君历史的记录者”，这句评语在中国舆论场掀起了持久震荡。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当下，这个西方世界授予的最高文学殊荣，反而成了莫言的“原罪”。批评者将颁奖词中的“暴君历史”与“中国形象”直接等同，将文学评奖异化为意识形态较量的延伸战场。

　　这种文化焦虑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身份困境。当莫言小说中吃煤块充饥的农民、为生存卖血的母亲、在计生政策下挣扎的女性被西方读者视为“真实中国”的注解时，那些渴望展现大国崛起叙事的人们感受到强烈的认知割裂。于是，“迎合西方审美”的指责，本质上是将文学创作简化为文化站队的政治选择。但吊诡的是，这种批判本身恰恰陷入了它所反对的“东方主义”陷阱——将中国文学的价值评判权拱手让渡给想象中的“西方标准”。

　　在短视频与碎片化阅读主导的舆论场，对莫言的攻击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。当《丰乳肥臀》的书名被截取为“低俗色情”的罪证，当《生死疲劳》中人畜轮回的寓言被曲解为“历史虚无主义”，当作家四十年前的军旅经历被挖出审判为“政治投机”，这场针对文学家的讨伐早已超越文本讨论的范畴，演变为一场群体性的符号暴力。

　　这种现象暴露出大众文化批判能力的集体退化。在“爱国”大旗的掩护下，文学鉴赏退化为立场站队，艺术讨论简化为道德审判。网民们用“举报下架”代替文学批评，用人身攻击消解思想交锋，这种“大字报式”的批判模式，恰是米兰·昆德拉所警惕的“刽子手与诗人共舞”的现代寓言。当司马南们对着镜头逐字批斗莫言书法作品的定价时，他们批判的与其说是某个作家，不如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精神尊严。

　　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议中，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对莫言的具体批评，而是公共话语空间中日益狭窄的宽容度。当有人要求文学必须成为“时代的传声筒”，当“正能量”变成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几部小说，更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思想张力。

　　回望历史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写俄罗斯的苦难从未被指为“抹黑民族”，马尔克斯揭露拉美的孤独反而成就文化自信。中国文学要真正建立现代性品格，需要的不是对“阴暗面”的刻意回避，而是培养直面历史褶皱的勇气。正如莫言在诺奖演讲中所说：“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，我必须要讲出真相。”这个“真相”或许刺痛了某些人的民族自尊，但若因此扼杀文学叩问现实的锋芒，才是对文化自信真正的伤害。

　　莫言争议的本质，是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在文化认同、历史认知与价值判断上的深层阵痛。当互联网放大了非理性批判的声浪，我们更需要重建这样的共识：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图谱，既要有礼赞光明的激昂乐章，也要有凝视阴影的深沉咏叹。真正的文化自信，不在于删除所有刺耳的杂音，而在于相信自己的文明足够厚重，能够包容那些“不完美却真实”的艺术表达。

　　正如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始终在烈火中倔强生长，中国文学也终将在争议与反思中，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叙事伦理。或许到那时，人们会重新发现：那些曾被视为“抹黑”的笔墨，恰恰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印记。

　　没有看过莫言的书，他说，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。这话我不理解，不赞成，话说的太绝对，所以不喜欢这个人。

　　当莫言小说中吃煤块充饥的农民，为生存买血的母亲……。莫讲的故事没有一件讲出真相。见不得中国好的西方人连方便二字都不懂怎么能懂中国文学。中国文学的祖宗在中国。